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变化？怎样用中医治疗更有效？——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读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题：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变化？怎样用中医治疗更有效？——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读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新华社记者李恒、温竞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月6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的变化？针对进一步完善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如何用中医治疗更有效？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作出解答。

　　1.问：第十版诊疗方案的重要变化有哪些？

　　王贵强：根据奥密克戎毒株致病性特点、流行特征及新药研发进展，第十版诊疗方案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疾病名称进行了调整，将疾病名称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也包括有症状的轻、中、重和危重等类型。

　　二是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从原来的60岁及以上调整为65岁及以上，强调65岁及以上没有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人群是重点关注人群。从目前国内外数据来看，疫苗接种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的重要因素，没有进行疫苗接种的或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老年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要继续加强疫苗接种。

　　在重症高风险人群中，除了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肿瘤患者等，又增加了持续透析人群，这类人群在疫情高峰期也是容易导致重症和死亡风险的人群。

　　三是不再判定“疑似病例”，“疑似病例”就是临床上有流行病学、临床表现，没有病原学证据，但现在病原学证据已经扩充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或者抗原检测阳性都可以作为诊断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因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符合疾病特点但病原学检测较长时间不能明确的情况。

　　针对老年人等有重症高风险人群明确诊断阳性以后，要及时向社区报备，给予早期干预，密切监测病情变化、进行随访等，做到“关口前移”。

　　四是调整“出院标准”，不再对感染者出院时核酸检测结果提出要求，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疾病或其他疾病诊疗及健康恢复状况等进行综合研判。

　　五是完善了儿童重型病例早期预期预警指标，更关注低龄儿童，尤其是三岁以下儿童，要进行密切监测和随访，比如有神经系统并发症、拒奶等重症倾向的要及时救治。

　　六是将未全程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加入重症高危人群，将生命体征监测特别是静息和活动后的指氧饱和度监测指标等加入重症早期预警指标。

　　2.问：第十版诊疗方案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清泉：第十版诊疗方案结合了近三年来，中医药进行边救治、边研究、边总结，形成了较完善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方案。

　　其中，奥密克戎轻型感染者“邪毒疏表”表现明显，如浑身疼、乏力，针对这些症候特点，第十版诊疗方案给出了较明确的治疗方向和方法，更多体现在恢复期的治疗，如患者在恢复期出现明显咳嗽症状，从中医角度来看，即宣肺、止咳、化痰，为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参考。

　　在重症和危重症救治中，坚持中西医协同救治，如出现严重高热时，西医和中医结合治疗能有效缩短病程；危重症病人出现严重腹胀时，中医称“阳明病”，及时给患者用上通腹泻办法；当患者出现循环衰竭时，西医在使用血管活性药等的同时，中医用益气扶正固脱办法，进行中西医协同救治。(新华网)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